理昂生態能源在高峰論壇上與攸縣、羅山、漢川等地方政府簽訂農林廢棄物發電項目合作協議。

參會嘉賓傾聽專家主題演講。

論壇現場。

　　3年前，衡陽市松木經濟開發區新竹村的閔嗣文一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是種地養豬。可自從2012年6月，在開始為衡陽理昂生物質發電公司收集秸稈以后，他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從賣自家秸稈到收集周邊秸稈，到成為專業的燃料供應商，閔嗣文三年三級跳。

　　一大早，他就驅車趕往衡陽蒸湘區、衡南縣等周邊縣市，聯系稻草、稻殼、竹節、竹渣等農林廢棄物，2016年，他平均每天向電廠提供燃料30噸，凈利潤達1500元。除了給電廠送燃料，他還在電廠謀了一份給燃料卸貨的差事。他花30多萬元購買了一臺卸貨機，每天可卸500噸，收入2500元。兩項相加，4000元/天，這就是閔嗣文一家目前的身價。

　　在我國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的背后，有成千上萬個被這樣改變了命運的“閔嗣文”。

　　2017年1月8日，由湖南省最大的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理昂生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承辦的“中國農林廢棄物能源化利用高峰論壇”聚首綠城南寧，謀劃如何扶持更多“閔嗣文”及其他行業發展的重大命題。

　　在電力過剩的格局下，發電量僅占我國總發電總量0.8%的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愈發微不足道。但面臨“十面霾伏”、環保虧欠的嚴峻現實，加快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發展又尤顯急迫。如何調和能源產業與環保產業的這對矛盾?國內40多家主流媒體聚焦峰會，凝神諦聽。

　　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的融合發展，正在日益拉長環保惠農價值鏈

　　面對從垃圾圍城到垃圾圍村的窘迫現實，面對一處處“鄉愁”變“鄉臭”的嚴峻態勢，以發電為主要形態的農林廢棄物能源化利用產業在我國應運而生。

　　自2006年我國誕生第一個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以來，我國已投運和在建農林廢棄物發電項目302個，年處理農林廢棄物近9000萬噸，年產出環保電力約500億千瓦時，節約標煤2000萬噸/年，減排二氧化碳5000萬噸/年，通過燃料采購每年為農民直接增收270億元，通過上下游產業鏈和就業帶動為項目區農民帶來的間接收入更是不可估量。

　　據理昂生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郭振軍介紹，凡是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落戶的地方，圍繞電廠產業鏈上下游提供原材料收集和相關勞務服務便成為當地農民就業的重要渠道和收入的重要來源。

　　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小買賣，大惠農”“小電廠，大生態”“小產業，大民生”的行業特征日益凸顯。

　　在華北平原和江淮平原的許多田間地頭，當地的基層干部每年要花掉大量精力處理農林廢棄物的濫燒亂棄問題。公路上，一條條“空氣污染真難受，隨意焚燒是小狗”“哪家地里冒煙，***把你收監”的橫幅標語格外醒目。

　　即使這樣，在廣袤的田野上，還是經常可以看到火光肆虐、黑煙蔽日。許多住鄉包村干部因此受了處分、丟了官職。地處大別山腳下的河南省某縣2016年10月就有70多位基層干部因此被問責。該縣一位政府干部說，一味地禁燒禁棄只是堵了后門，農民也知道隨意焚燒不好，關鍵是我們要為他們疏通前門，讓他們從秸稈收集中獲得收益。

　　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正是打開了這樣一座門。電廠進了村，秸稈變成金。各大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扶持起來的農林廢棄物收集商，用專業的收集打捆機械，將稻草、麥秸、棉梗、甘蔗葉、花生殼、樹皮就地壓縮成型，然后源源不斷地運往電廠，徹底切斷了農林廢棄物對農村土壤、水源和空氣的污染。

　　活躍在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一帶的農林廢棄物收集商戴淑峰和他的團隊在方圓100公里范圍內從事他的燃料收集工作，平均每20公里左右有一個集中收集點，他所統領的80多個秸稈收集經紀人每年收集各種秸稈、殼皮、枯枝敗葉、廢舊家具等可燃廢棄物10多萬噸，直接支付給農民的收購資金達3000多萬元，相當于每畝稻田增收近200元。

　　烏煙瘴氣不見了，天藍水碧回來了，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成為綠水青山的直接捍衛者。

　　在我國300多個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覆蓋的廣大中東部地區，像戴淑峰這樣的規模化燃料收集商已經不下一萬個。他們上聯企業，下聯農戶，成為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環保惠農的利益紐帶。

　　這種上下相連、產業共生的融合發展新模式，正在為我國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展現一幅深度掘進的新圖景。

　　坐落于湖南長沙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理昂生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國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融合發展的領軍企業。縱向上，他們融合農林廢棄物收集商、上下游設備提供商、人才培養輸出基地，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共榮體系。

　　他們與燃料收集商結成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不斷引導他們提高燃料品質，貨源多時工廠不壓價，貨源少時供應商不抬價，長期穩定合作，這為電廠長周期運行提供了堅實基礎。他們與南通鍋爐公司等設備廠商及浙江大學等院校合作攻關，根據實際使用情況不斷優化技術參數，取得了一系列實用新型專利。在校企共建上，他們與湖南人文科技學院、桂林航天工業學院、湖南冶金職業技術學院等院校合辦“理昂班”，為學員100%的解決就業。

　　在橫向上，他們與所在工業園區的其他產業良性互動，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廣西貴港，他們的電廠通過給園區的林產品加工企業集中高質量穩定性供熱，使整個園區由處處冒煙到一根煙囪對外，實現達標排放，同時使園區各林產品加工企業不再因天氣、季節、晝夜等因素停產，成倍提高了林產品加工基地的產出規模，反過來又為電廠提供了更為充足的原料補給，探索出了一條林業廢棄物能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徑。

　　在安徽宣城的郎溪縣，他們的電廠通過集中燃燒農作物秸稈，讓全縣不再濫燒亂棄，同時通過給園區的紡織工業企業集中供熱，推動整個園區清潔排放。另一方面電廠大規模回收利用紡織企業排放的污水，燃燒紡織企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泥，走出了一條集成消納、循環處理廢棄物的產業發展模式。

　　這種橫向和縱向的融合，彰顯了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的無限生機和希望。

　　厘清“農林廢棄物發電”與“農林生物質發電”的邊界，把“能源鍋”里的“環保飯”做得更香

　　農林廢棄物發電包括農林廢棄物直接燃燒發電和氣化發電。2006年1月5日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印發<可再生能源發電有關管理規定>的通知》(發改能源【2006】13號)，其中第二條首次在括號中明確提出農林廢棄物發電概念：“本規定所稱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包括：水力發電、風力發電、生物質發電(包括農林廢棄物直接燃燒和氣化發電、垃圾焚燒和垃圾填埋氣發電、沼氣發電)、太陽能發電、地熱能發電以及海洋能發電等。”這一表述清楚界定了“生物質發電”與“農林廢棄物發電”的從屬關系。

　　但由于缺乏配套政策，無論在國家產業分類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國目前通常將“農林廢棄物發電”與“農林生物質發電”劃上等號。

　　而業內人士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只有嚴格將二者區分開來，才能確保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院長駱仲泱對此有明確的闡述。他說，廣義生物質包括木質纖維素類、禽畜糞便、藻類、城市垃圾、工業廢棄物;從獲取模式上又分為主動型生物質和被動型生物質。主動型生物質包括人工種植的含油、含糖、含淀粉的能源植物和含纖維素類植物以及能源藻類;被動型生物質的主體是農林業廢棄物，包括各種農林生產加工廢棄物和秸稈，具有利用狀況差、污染危害大、資源量大、處置困難、能源利用潛力大等特點。

　　可見，農林廢棄物發電僅僅是對被動型生物質的能源化利用，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國家通常采用的對能源草、能源林等主動型生物質的焚燒發電。

　　通常來說，農林廢棄物資源的利用方式主要有五種：一是肥料化利用，包括秸稈直接還田和加工商品有機肥，約占資源總量的40%;二是飼料化利用，通過氨化、青貯、微貯、揉搓絲化等處理技術，轉化為禽畜飼料，約占資源總量的10%;三是基料化利用，包括食用菌基料和育苗基料、花木基料、草坪基料等，約占資源總量的10%;四是原料化利用，目前主要應用于板材加工、造紙、建材、編織、化工等領域，約占資源總量的10%;五是能源化利用，包括農村直接生活燃料、發電、沼氣、氣化、固化成型和炭化，約占資源總量的30%。

　　我國每年產生的農林廢棄物總量約為9億噸。上述五種利用方式占到資源總量的80%，另外20%的資源則是直接被露天焚燒或遺棄。其中，能源化利用占到資源總量的約30%，也就是約2.7億噸，而通過發電處理的農林廢棄物目前為每年9000萬噸左右。

　　從這個構成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當前的“農林生物質發電”實質上就是“農林廢棄物發電”。

　　從理論上說，農林廢棄物發電只是農林生物質發電的一部分。它們之間有三個顯著區別：一是燃料的選擇不完全一樣。生物質發電包括直接消耗木材和直接處理能源草、能源林等主動型生物質的發電，也包括農林廢棄物等被動型生物質的能源化利用。而農林廢棄物發電所采用的燃料，則完全是農林生物質肥料化、燃料化、飼料化、基料化以及其他方式的能源化利用之后的廢棄物，處在資源利用的最末端。

　　二是產業屬性不完全一樣。廣義生物質發電著眼于發電，其產業屬性的側重點在新能源行業;農林廢棄物發電著眼于處理農林業生產“垃圾”，化害為利，其產業屬性的側重點在環境保護。

　　三是效益偏重不一樣。廣義生物質發電把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放在首位，而農林廢棄物發電則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作為根本的價值追求，其宗旨和目的就是站在資源循環利用的最末端，推動用無可用的廢棄物進入再循環、再利用，在此基礎上兼顧經濟效益。

　　因此，從有利行業發展和管理的角度，以及基于對客觀事實的尊重，我們有必要在我國的產業目錄中讓“農林廢棄物發電”從括號中走出來，為其開辟一席專屬領地。

　　中科院廣州分院副院長吳創之認為，“農林生物質發電”和“農林廢棄物發電”，三字之差，可以導致定位迥異。如果叫“農林生物質發電”，這個產業就應歸類為能源產業，就要接受能源產業的各項政策調控，也就有義務接受產能調節和電價調節。如果叫“農林廢棄物發電”，這個產業就應歸類為環保產業，就要以環保產業政策調控為主。

　　我國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目前的總發電量在整個電力產出中占比不到1%，它的主體價值不是因為它能發電，而是因為需要它做環保。形象地說，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是環保“下”的能源“蛋”，能源外殼環保“芯”，“能源鍋”里的“環保飯”。

　　所以，面對目前頻發的“棄風”“棄光”現象和水電、煤電的限產、限建，農林廢棄物發電一刻也不能被“棄”被“限”。解決這個矛盾，就要旗幟鮮明地讓這個產業回歸“農林廢棄物發電”本位，更加突出其環保惠農產業屬性，用環保惠農政策調控產業發展。

　　專家呼吁正視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環保惠農成本的增長，給予產業鏈各環節更多明確穩定的政策扶持

　　與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顯現出的巨大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比，這一產業的相關企業在經濟效益上卻大多處于比較艱難境地，甚至有不少企業難以為繼。業內人士普遍反映，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大多面臨著“燃料貴虧死、污染大冤死、維護難累死、發電少拖死”的怪圈。

　　目前，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平均每度電所消耗的燃料成本在0.45元左右，按市場平均脫硫燃煤電價0.40元/千瓦時結算，所得收入尚不足以抵消燃料成本，這就是所謂“燃料貴虧死”。

　　每當霧霾等氣象災害來襲時，所有帶煙囪的企業都會成為污染嫌兇。盡管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絕大多數都能夠實現超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但因為它的“冒煙”，常常也被勒令停產，這就是所謂的“污染大冤死”。加之農林廢棄物發電是一個特殊的新興產業，每一座電廠都會因燃料品種、結構、水分的差異而需要個性化設計和個性化定制設備，不同項目無法實現簡單的規模化復制，設備運行中也常常會因為燃料品種與結構以及氣候、地域、季節等因素的不同而出現各種疑難雜癥，導致各種非計劃停爐發生，這就是所謂“維護高累死”。

　　在目前不變成本下，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最低限度的盈虧平衡點在年發電小時數不低于6000小時，而因維護停爐、限產停爐、事故停爐等因素的影響，許多企業發電時間達不到這個平衡點，這就是所謂“發電少拖死”。

　　上海證券交易所原首席經濟學家胡汝銀認為，要讓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擺脫這些困境，國家就必須穩定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現有上網電價、保證其長周期滿負荷運行，對其上網電量全額保障性收購，因為這不僅事關行業生存，也事關補齊環保“短板”、助力“精準扶貧”的國策。

　　他說，要扶持農林廢棄物發電行業，應當在政策扶持上給予優先考慮。首先要保持全額收購和電價補貼政策的穩定和持續，給行業吃一顆定心丸。其次對于現有的行業稅收政策，建議稅務部門結合行業燃料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優化，在項目不摻煤的前提下，允許農產品收購***對所有農林廢棄物品種全覆蓋、收購對象全覆蓋，允許所有農林廢棄物燃料品種全部進入農產品目錄和增值稅、所得稅優惠目錄，破除長期困擾行業發展的難題。

　　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最大的成本是燃料收集成本，隨著物價和勞動力成本的提升，這部分“惠農”成本正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長。業內專家提議，政府有必要出臺更加靈活的成本補償機制，減輕企業不能承受之重。對新上項目應在投產3個月后即納入國家電價附加補貼目錄的申報(目前申報周期在1年以上)，以便及時發放電價補貼，減輕企業資金壓力。

　　目前，安徽、江蘇、山東等省和東北都相繼出臺了對秸稈收集處理的補貼標準，建議國家在總結這些省份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予以推廣，引導農林廢棄物發電企業所在的各個省份將這一補貼政策普及化、常態化。

　　許多秸稈收集商反應，農林廢棄物收集運輸成本高，建議國家比照其他農產品運輸優惠政策，對農林廢棄物運輸車輛開放綠色通道，免收各類公路通行費。應將秸稈運輸農用車、破碎機、打包機等機械全面列入農用機械范圍，享受相應的農機補貼政策。

　　廣西科學院研究員黎貞崇呼吁，要加大科研力度，形成梯度開發、綜合利用、疊加增效的綠色發展新格局。要系統研究和實施延長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鏈問題，將農林廢棄物發電的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及產業化納入各類科技發展規劃，支持國內研究機構和企業在農林廢棄物發電核心技術方面提高創新能力，增強我國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的造血功能，走出一條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循環的良性發展之路。

　　這條路，也正是農林廢棄物發電產業的希望之路。